朝鲜战争谜团

前不久反韩运动风起云涌,我的脑子里一直有的一个疑惑又突然闪了出来: 美国为什么在朝鲜战争中没有动用原子弹,而最终签订了停战协定? 是基于道德两难(moral dilemma)吗,还是别的原因?

被我找出了一篇叫“原子弹外交”的论文,是多年前发表在 International Security 上的,该文参阅了很多美国政府解密的资料,43页满满的。今天周末,和朋友爬完山回来,正好休息研究下。仔仔细细看了我将近一个小时,总算是把谜团解开了。在这里简略和大家分享下。

首先是当时美国的核打击能力。 美国当时拥有二三百枚核弹,在数量上超过苏联一大截。在朝鲜战争开打后不久,杜鲁门总统在公开场合就多次提到过动用原子弹的可能性。讨论结果是如果苏联参战,造成联军溃败,不得不放弃朝鲜半岛时,就考虑核打击。所以动用核武是战略防卫,不得已而为之。

可是误打误撞,中国却意外地加入了战争。说意外,是指联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在跨过38线向鸭绿江挺进时,过于自信,他向杜鲁门保证中国不会加入战争。可中国的加入搧了麦可阿瑟一记大耳光。麦可阿瑟的误判是美国军史上的一大重大案例,如今还被美国政治系学生广泛讨论。之后,美国又将动用核武对付中国提上日程,首先将B-29轰炸机部署到了关岛,接着又将核打击的几乎所有装备运到了关岛。

朝鲜战争的升级急坏了英国首相阿特利。他不请自到,匆忙飞往华盛顿,警告杜鲁门,不要被麦克阿瑟牵着鼻子走,扩大在亚洲的战势; 防御欧洲,避免苏联红军趁虚而入,才是战略上最重要的。所以,苏联对欧洲的威胁是我们在讨论朝鲜战争中所缺失的。而且不仅在欧洲,美国也非常担心一旦动用核武后,苏联会对保护国日本进行报复性核打击。

接下来,发生了戏剧性大转移。麦克阿瑟绕开杜鲁门直接威胁中国,说中国的装备如何落后,再不撤走,联军将不再克制云云。这下可气坏了杜鲁门,说到底你是头,还是我是头。在美国,军人绕过文人总统直接向对方喊话,可是大忌。图三便是杜鲁门紧急访问他的这位失控的将军。到访以后,麦克阿瑟居然没有向杜鲁门行军礼,而只是握手。 这一细节再次激怒杜鲁门。在朝鲜战争打得如火如荼之际,麦克阿瑟总司令之职终被免去。

临阵换将,战争大忌,有涨对方志气之嫌。杜氏担心中朝从此有恃无恐,高估自己实力,继续增兵,扩大战局。于是,原子弹外交正式被启动。

美国派密使转道香港,通过那里的联系人,向新中国政府转递信号。 两个目的: 一是向中国言明原子弹巳部署到关岛的信息。由于之前美军过38线的意图已被中国误解,所以这次一定要讲明,怕中国不知道,从而对战争再次作出误判; 二是强调美国完全有能力打击中国重要的战略目标,迫使中国发展几十年停滞不前。 特使再临行前, 一再被交代,和新中国领导人交涉的时候,一定要委婉地言明利害。

对中国的威胁其实有bluffing的成分。因为如果美国在中国耗尽了自己的核储备,等于便宜了苏联。也失去了在欧似有效的核威慑。

历史证明,中国领导人出于对自己国家利益的考虑,并综合战争的僵持形式,果断地作出了正确判断,在杜鲁门下台,艾森豪威尔总统上任后不久即签署了停战协议。而之后新中国在内陆大建三线工程也证明美国的核威慑的确达到了预期效果。而三线工程对我国经济地理和布局都带来了重大影响,直到战争结束60多年后的今天。

 

 

一位巨匠,一份号召

(这是去年12月写的一篇旧文)

—给朋友们,尤其是我的经济学朋友们…

12.13日,博弈论一代大师Thomas Schelling(歇林)过世,享年95岁。一直想写点儿什么,但总感觉时机不成熟。 直到前几天仔细读了大师的自传,和近日北京重现的重度雾霾…

正所谓”时世造人”, 歇林与博奕论另一位巨匠纳什(Nash) 都是冷战时期的产物。纳什由于电影, “beautiful mind”, 而家喻户晓,而同一时代的歇林,被当时核毁灭的真正可能性而深深触动,在拿到经济学博士学位后,毅然决定转入专心研究如何避免超级大国间核毁灭这一课题。 其后歇林进入肯尼迪和约翰逊两届政府,亲手炮制出”有效核威胁论” (credible nuclear threat as strategic deterrence),为战后70多年世界无核战争做出了巨大贡献。

另外,为了避免交流障碍或不畅而导致错误启动核战争,在歇林的一再坚持下,美苏开通了首脑专线电话。

歇林的有效威胁理论简化后有点儿象中国的”置之死地而后生”,都强调削减我方军队的退路和可选战略,从而使敌方”认为”我方几乎无退可退。但大区别是: 在中国的运用主要是用于鼓动我方军队作战的决心和士气; 而歇林的理论则强调敌我的”互动”和博弈:  “无退路”,便使得当前发出的威胁更加让敌人可信,而最终迫使敌人back down, 坐下来谈判,或让步。

歇林的另一贡献是他和一帮志同道合的朋友创建了哈佛大学的肯尼迪政府学院,旨在培养和教育新一代政府领导人。中国政府每年派到这一学院学习和交流的人数不在少数。 在当时,专门研究公共政策的学院还沒有,因为这种学院一般都是个学科大杂烩: 经济学、政治学什么都有。但由于肯尼迪学院的巨大成功,如今公共政策的学院已在世界遍地开花。

……

上面是对大师的缅怀,下面讲号召。

歇林能自创一派在于他是一个problem solver, 带着时代的最大问题去搞研究。 中国的发展进程中如今出现了很多大问题,比如雾霾、房产泡沫…这些问题已经严重影响到了民生和人的基本生存权。我们可以很悲观,埋怨政府,但也可以象歇林一样,answer the calling, 去着力主动去解决我们这个时代最棘手的问题。

我不是说经济学人要到处指手划脚,搞所谓的”经济学帝国主义”,而是作为经济研究者,我们每天可以见到太多”愚蠢”的公共政策横行于世, 但却因为政府信息的不完全或部分官员的无能,得不到及时纠正。 和普通百姓一样,光抱怨也是没用的,掌握着一套有力的分析工具和理论,我们有义务让政府知道这些问题其实是可以解决或改善的。让政府知道了解决方法而不施行,政府就要被问责。

所以我号召我的同仁们: 或者你转研究领域,或者你每天花至少一个小时去思考我们这个时代最急需解决的问题: 比如如何最有效、最廉价地改善环境污染问题?  ……把这些问题想透了,经济学的大师一定会在中国这片土地上不断涌现。

Professor Schelling, RIP.

 

疮铺(Trump)任内经济大势研判

下面这张图是二战后美国各次经济扩张期长度的总结。 最近的一次,从2009年上半年开始,已7年有余。从1945年算,各次经济扩张期平均为58个月,不到5年。最长的一次是在克林顿任内,扩张期120月,恰好10年。排名第二的是在肯尼迪/约翰逊任内,106月,接近9年。再下来是在里根任内,经济扩张期为92月,接近8年。

和上面最长的三次经济扩张期相比,”最大的区别”是,疮铺的总统任期始于经济扩张期末尾,而其他三位总统的任期始于经济谷底,即扩张期初始。

所以不管疮铺有何能耐,言辞多么夸张,多么有煽动性,在其任内美国经济进入衰退是大概率事件。

就目前美国经济形势判断,当前经济要和克林顿任上的90年代相比,差距还是很大的。所以美国经济进入衰退的时间,本人判断是在两年之内,如果不是更早的话。

以前讲到,选民多短见,近期的经济表现决定选举结果。由于疮铺任内,美国经济将会进入衰退,其要连任将会很困难。共和党甚至会在中期选举就出现麻烦。但是政客的”创造力”是不能低估的,尤其是疮,有作秀的天赋。为了再次当选,政客惯用的伎俩是弱化国内矛盾,激发外部矛盾,形成国内同”仇”敌忾之势。 疮铺任内会有什么闹剧发生,诸君自擦亮眼睛,拭目以待。

 

 

中美社会阶层的对比

最近和朋友吃饭聊天,无意中谈到了中美社会阶层的对比。朋友提到了某某教授在讲课时的分享,说中国的阶层正在形成之中,远没有美国阶层固化得厉害,所以中国的各方面的机会要比美国多得多。

这个阶层固化和经济学里所讲的收入的跨代流动性(intergenerational income mobility)非常相似, 流动性越高,固化程度越小: 当前处于社会中下层的家庭的孩子更容易“翻身”进入社会上层。

美国历来以 land of opportunity 著称,虽近年来跨代流动性貌似有减弱趋势,但现实数据是否支持中国社会阶层固化程度小于美国的说法(claim)呢?带着这一好奇,我做了个简短的30分钟的小探索,把结果与诸位分享。

数据似乎有点儿出人意外,见图。 图中的纵坐标是跨代收入弹性。举例来讲,弹性为0.5,即表明如果上一代父辈收入相差100%的话,那么下一代收入差为50%。 因此,该弹性越高,跨代阶层固化越大。用当前流行语来解释,就是“富二代”现象越严重。

数据显示,这一弹性在2004年前后,在中国为0.6,美国为0.47。原来,中国的跨代收入固化现象要比美国更严重。 而以丹麦为首的北欧诸国的跨代收入流动性才是世界真正最高的: 丹麦的该弹性值仅为0.15。

这一简短的跨国比较忽然让我联想起了若干年前硕士班上,在讲述经济思想史时,一次关于征收遗产税利弊的讨论。

当时我是站在反对征收遗产税的立场上的,主要是因为遗产税会极大削弱当前工作(投资)者的生产(投资)积极性,不利于社会财富的积累和资本的形成。而支持遗产税征收的主要论点和政策目标则是遗产税可避免社会出现严重固化分层,造成“富二代”不劳而获,让社会的各个阶层都拥有平等的发展机会…

一个社会到底选择什么发展方向,皆有利弊; 只有避免走极端,社会才能稳定,长治久安。

最后回到中国的发展机会上来,我想这是肯定的。但机会多是否是因为中国的社会阶层没有美国固化,显然,数据是不支持这一判断的。

 

走近敦煌

成都博物馆正在进行一次全国最大规模的丝路石窟艺术展,不仅包括敦煌,还有新疆克孜尔、高昌和甘肃麦积山等著名石窟。一展囊括如此多内容,丝路迷自然不能错过。

昨日去了,如愿以偿,虽有些小遗憾(情有可原),但还是给展览组织者和志愿者一个大赞[强]。 遗憾之处是所有石窟和壁画展品均属临摹仿制品。两个原因: 一是原件搬不走,二是能搬走的,大多散落于国外。比如,这次展出的克孜尔石窟,绝大多数真品都藏于德国柏林近郊的自由大学的亚洲艺术博物馆。2014年去柏林时专门乘车去看过。这些都是德国”强盗”在上世纪初中国羸弱之时,用刀切割成块后盗走的。剩余大部藏于俄罗斯、日本和法国的几处博物馆,也是赤裸裸的掠夺。

每次看丝路作品,都会有不同的感触。这次的感触来自最后一幅画的细节之处: 上面明显有伊斯兰(或阿拉伯)装扮的马队。

让我感叹,唐朝于中国历史之盛世颠峰,绝非偶然: 社会空前的开放,和对各种异端宗教的容忍。一般来说,一个社会越富裕,社会容忍度越强。这包括对异见和异教的容忍。 丝路富唐,唐也因丝路而更加容忍和自由。 粟特人(丝路的主要中间商)信奉的拜火教,曾风行于长安,就是一个例证。

然而象钟摆一样,过度的容忍和开放,最终引来的是主流的反感和排斥,然后社会重回封闭与落后。拜火教徒最终被令大屠杀,也是钟摆回归中间“主流”的必然结果。

中国唐朝的兴衰让我联想起今日欧美政冶的迅速蜕变。 对异教徒和移民的过度容忍让英国选择脱了欧,欧洲的”伊斯兰化”似乎像极了昔日唐朝的“安史之乱”…民粹主义的普遍崛起,和疮铺(Trump)在美国的上台,都可以看作是70年代以来全球化浪潮走到了钟摆极点的表像:全球化缩小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巨大收入差距,而几乎清一色地加剧了发达国家内部的收入不平等。“回归”民族主义、国家主义(比如疮铺的“美国利益第一”), 强调本国利益高于一切“自由”、“民主”等普世价值观,极有可能重新成为未来很长一段西方发达国家的主流观点。

作为全球化最大受益人和头号发展中国家的中国,未来何去何从,需要的不是一般的远见卓识。